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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财政收入连翻的霍尔果斯,要凉了?

作者:金财财务 日期:2020-08-07

就像曾经的美军自以为可以肆意“收割”,陷入越南沼泽一样。中国的影视公司远赴霍尔果斯,终究也会迎来自己的“现代启示录”。


 

第一批得到红利的企业,会启发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跟风。现如今,如果你去问一个影视公司老板他愿意把金湖公司注册在哪时,绝大多数会告诉你是霍尔果斯。但你问他愿意在哪办公时,百分之百告诉你是北京或者上海。

 

中国影视公司的地域分布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北京和上海占据着影视公司运营的绝对便利,但霍尔果斯、无锡、东阳却有着“税务管理”极其优越的条件。

 

于是,霍尔果斯仅仅是中国影视华丽的外衣。当下一个“霍尔果斯”出现时,这层外衣会毫不犹豫的被剥离。

 

据数据统计,2011年至2017年11月期间,累计已有1431家北京企业在霍尔果斯设立1600多家子公司,投资额达217.7亿元。其中90%为影视、广告等轻资产企业。


 

在整个影视行业,除了耳熟能详的明星,还有几乎所有叫的上名字的影企。甚至一家公司会注册五六家子公司甚至孙公司,但这些公司的实质意义就是减税和走账。


 

这些企业都为了“五免五减半”慕名而来。根据相关政策,2010年至2020年期间在霍尔果斯新设、且符合《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类发展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企业,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再免征五年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伴随着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在全国推行,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再次加码,在霍尔果斯开发区新设企业还可享受增值税及附加税返还,这使得京企扎堆奔霍尔果斯再掀高潮。


例如,乐视网在霍尔果斯成立了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6年、2017年上半年,霍尔果斯乐视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9.82亿元、2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7亿元、3.3亿元。据当地注册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霍尔果斯乐视在2016年以来,已经在霍尔果斯节省了1.25亿元的企业所得税。

 

这些绝对的政策便利让大量公司开始注册地迁徙,自2016年至2017年11月,北京企业在霍尔果斯的投资次数就高达1600余次,相当于前五年的12.9倍。但实际上,虽然霍尔果斯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15%,财政收入达到25.22亿元,同比增长75.5%,财政收入五年内增长了5.5倍多。

 

但空空去也的街道、号称“鬼城”的楼房,让一切都好似泡沫。因为在看似华丽的数字背后,只有2%属于实体型企业,98%都是“注册型”企业。

 

所谓“注册型”企业,就是有营业执照,根本没有固定资产或仅有少量固定资产,只有少量员工甚至基本没有员工入驻办公,也没有实质性经营业务,基本由当地代理公司打理。 

 

这些公司享受着霍尔果斯一切便利,但从未奉献给一件真正有实际意义的益事。当这个泡沫越吹越大,它的破裂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中国“政策免税”的转折点


其实在国内,并非只有霍尔果斯一个“避税天堂”。包括无锡、东阳都在税政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优惠。此次,无锡税务部门首当其冲,也缘于范冰冰作为法人的爱美神和无锡唐德均在唐德注册。


 

无锡市政府此前推出了《市政府关于支持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建设发展若干意见(2016-2020年)》,为支持电影产业园的建设建立了专项资金,奖励入驻企业。


从2012年起无锡每年投入1亿扶持文化产业,影视产业的扶持资金每年达到3000万。在无锡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举办的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上,现场签约的基金总额分别达到了100亿和70亿。

 

不过,相比之下,占据着更好政策优惠的霍尔果斯仍是首选。但所谓地域性减税,必然会出现大批量的漏洞。为此,当地政府也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减免政策。



 

例如霍尔果斯当地已要求注册企业要享受税收优惠,应在当地有实际办公地点和员工,并为员工缴纳社保。同时在享受优惠前应向当地税务部门提交商业合同等相关材料接受审核。

 

但由于缺乏很明确的强制性措施,所以其效果并不显著。今年4月份,霍尔果斯发出公告,要求对发现有公司企业利润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0%以上,明显偏高的企业进行税务自查。

 

被要求自查的公司中,唐德影视、正午阳光等一线公司都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唐德影视的年度报告,并未发现唐德影视披露与该霍尔果斯唐德影视存在关联关系。而这一疑点,恰恰符合此次税务自查的相关规定。

 

霍尔果斯的大规模自查涉及企业共计2118家,影视文化类企业占据多数。即便没有这次明星涉税案,霍尔果斯的税务自查也会让其走入一个节点。而正因为有了这次明星涉税案,中国“政策性免税”的漏洞就会被无限放大,进而推动其迅速整顿。

  


影视阵痛期又要来临?


毫不怀疑,在未来规范明星片酬的初期,其多出的绝大多数税收成本将负载于各大片方,某种程度上也最终导致回本压力更加巨大。

 

明星高片酬,本质上是市场驱导的直接结果。即便未来会进行大规模税收整顿,迫使明星自降片酬基本不可能实现。而几乎同一时间,制作方本身的税务监管也将趋严,两种税收压力共同作用,无疑会让制作方压力陡增。

 

2016年,内地电影市场经历了保底发行泡沫的迅速破裂。2017年,随着《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票房造假基本上退出了主流市场,尽管有零星案例,但绝大多数影片都不敢顶风作案。而2018年,在春节档各大影片共同作用下,高额票补被集体抛弃。


 

某种程度上,这倒逼中国电影从票房为王进入到口碑为王的时代。随着《战狼2》、《红海行动》、《芳华》等一批具备情感共鸣的大片迅速走红,中国电影基本上安全的度过了影市阵痛期。

 

但中国电影市场果真干净吗?今年,《坏爸爸》预售票房破1500万,上座率一度超过35%,这部电影背后是赫赫有名的“所罗门矩阵”传销骗局。无独有偶,随后的《香港大营救》出品方再度涉嫌传销,而云联惠在电影上映不久也被广州警方摧毁,主要嫌疑人被逮捕。


 

这些,只是中国电影最不聪明也最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电影,都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制作成本,渴望着在市场获得足够多的回报。而明星涉税案一旦坐实,对制作方来说无疑是更大的伤害。

 

目前,很多明星和片方签约,拿的就是税后收入。其高片酬,已经让片方叫苦连连。倘若明星涉税案波及到公司,在整体税政趋严的情况下,片方将承担着更大的压力。而倘若明星和片方达成协议,其工作室或公司以投资参股的方式进行票房分红,那么在如今的大环境下,也会对税收进行严加把控。

 

总之,明星涉税案揭开了中国电影最后一块遮羞布,短期内也势必会让制作方承担着更高昂的制作成本。但这一连串的反应,或许可以迫使中国电影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阵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当保底发行没了,票房造假没了,高额票补没了,片酬税收规范了,那么中国电影才能称得上健康。

 

但反过来向,本身“寄生”于政策红利,靠其吸引明星和明星公司前来注册的霍尔果斯,到时候还能称得上是天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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